在“移动优先”的全媒体时代，社会公众不缺信息，甚至不缺思想，稀缺的只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嫁接逻辑与效率。

2009年，经检察日报社党编委会研究决定，由我以评论员的身份申报长江韬奋奖（韬奋系列）。当年11月获奖之后，我在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：这个奖是举全社之力，贪全社之功才获得的。荣誉属于检察日报，属于检察日报的评论队伍。这不是我故作谦虚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。

抢抓新闻第一落点，从来不是专业报的优势。在第二或第三落点上发力，“以法治眼光观察一切”，把评论做出法治味、检察味，一直是检察报人不懈的努力。27年的办报实践证明，法治评论作为“一种几乎可以体现在涉及社会公共生活任何话题的思维品格”，为提升检察日报的影响力、美誉度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所有的获奖作品中，评论自始至终是重头——有些作品尽管不是评论题材，但从标题到写作，内中体现的思想含量与价值禀赋，无不得益于评论的思维训练。

在“移动优先”的全媒体时代，社会公众不缺信息（即“是什么”的事实判断），甚至不缺思想（即“怎么样”的价值判断），稀缺的只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嫁接逻辑与效率。通过对信息的梳理、解读和分析，把公众的判断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，依法言说，是法治时代法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言说法理的关键不在于法律知识，而在于法治思维。当越来越多的评论作者开始养成据法求理的思维惯性，具备依法叙事的基本素质时，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、广度和高度，可以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力。这或是当下众多媒体运用法治思维提供法治观点的动力所在。

提供观点离不开评论思维的训练.1994年秋，我刚到检察日报社总编室上班时，将一篇新闻的主题修改为“检徽不容半点尘”，副题再说检察院严肃查处违法违纪；把另一篇新闻的主题定为“名气折不了罪”，副题再补充某知名运动员受贿落马的事实。主任看后迅速点赞“好！”，从此坚定了我在采编工作中运用观点来提升新闻品质的信心，并一直乐此不疲。

回想我和同事们曾经创作过的标题，从“通缉令，让每双眼睛都警惕起来”到“执法的创造性要体现在立法的空白处”，从“三问石家庄特大爆炸案”到“较量靖州加油站”，从“推动两个发展，我们交出了怎样的答卷”到“95张政法面孔传递什么信号？”，从发出新闻界第一声的“如何补偿刑事被害人”到合力推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“善之花何以结出恶之果”，从“情救一命，法救一家”到“送百姓温暖，送干警温馨”……一次次想破脑袋之后的豁然开朗，启发我将标题分为四个层次：新手上路、老手驾车、高手超越、专家气派，并形成论文发表在《法治新闻传播》上。

“新闻就那么多，关键看你怎么说”。提供观点，最磨人的自然是寻找角度。角度需要深度，角度体现高度，角度往往也能传递温度。狗咬人真不是新闻吗？“未必，关键看咬哪儿啦”。说“检察院奖励举报人”，社会读者能关注吗？说“港商举报获五万元奖励”，社会读者能不关注吗？“第一思维否定法”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同，但于我确实获益匪浅。对条件反射式涌入脑海的第一个想法、判断，进行条件反射式的武断否定，逼着自己跳出“套路”，常常会有出奇制胜的乐趣。“不以检察做主语，不以表扬为基调”，不断调整新闻角度，在“抓捕”到“特殊的拜访”的视角转换中，感悟“检察新闻社会化”（后面还有两句话“社会新闻法治化，法治新闻专业化”）的旨趣。层层挑剔，不断否定，让我记住了检察报人很多并不平庸的标题。社论如“教育干警树立科学发展观”，舆论监督如“好好的，被绑到了精神病院”，“法制三维”栏目文章如“沉船案演绎情理法”，评论如“法意不通人情，痛！”，言论如“大陆人便是可以揍的么”，副刊作品如“因朋友而红，因朋友而黑”，图书如“与中国法治一起同行”等等。特别是“养路费：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”，可谓让检察日报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：一篇文章点燃了一项制度的熄灭之火。回过头来，每一个值得咂摸的标题，无论是想破脑袋，还是妙手偶成，都要得益于畅快的观点竞争。“给已经报道的新闻以独家事实，给已经报道的事实以独家观点，给已经报道的内容以独家编排”，求新求变，使检察日报一直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口碑。这也印证了当初的那个判断：“信息接收能力决定你的竞争力，思想形成能力决定你的成功率。”
“肤浅被重复十万次，也不会变得深刻”。什么样的观点不肤浅？除了解放表达之外，守正出奇重在论理。观点打动人，论证说服人。即坚持“评”和“论”的对立统一。一个立得住的观点，既要有“评”的胆识和勇气，更要有“论”的见识和智慧。一方面，要培养高度的论点概括提炼能力。通过认识层次的升华与反复，不断寻找合适的角度，运用概念、判断和推理，形成简洁鲜明有力量的“标题句”，让人叫得响、记得住。另一方面，要训练严谨的论证功夫。始终牢记，论点是灵魂，对论据、论证起统率作用；论据是血肉，是证明论点的基础性材料；论证是骨骼，是连接论点与论据的桥梁与纽带。要善于运用、组织论据去说明和证实论点，使论点、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之间形成严密的逻辑关联，让人感觉言之有理，心悦诚服。论点体现的是“思想含量”，是判断力，论证体现的是“技术含量”，是表达力：不仅要言之有物、言之有理，而且要言之有序。即表达的观点有可信的事实作为根据，做出的论证严谨周密，立得住、驳不倒。这些年，为了系统研究新闻和评论，我先后提出“宽容评论苛求推论”“有事实依据不等于有客观事实”“案件报道避险的20字规则”“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三剑合璧”以及“以检察官模式办报”等观点，在《新闻战线》《中国记者》等核心期刊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文。特别是和报社新闻评论部主任李国民一起从事多个学术课题研究，其中新闻侵权研究的一些观点得到司法引用，10多万字的专业成果在《新闻记者》等核心期刊和《法治新闻传播》中得到了体现。特别是出版业界第一部关于法治评论的专著《法治评论道与技》，得到多位名师指点，获得博士学位，更是给了我巨大的勇气与信心。

不断强化提供观点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为行政职业助力。2013年1月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工作之后，面对大量的公文、简报等，我逐渐体会到除了程式化的贯通之外，最为重要的还是表达力，包括观点的提炼能力、论证能力。且不论讲话、报告等文件首先要解决“讲什么”和“怎么讲”的问题，即便是每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解读，也面临一个如何突破观众视听疲劳的问题。自2016年担任最高检新闻发言人以来，每年两会期间我都要奉命走进央视、央广和凤凰卫视的镜头前，及时解读最高检工作报告并进行现场直播。为此，我和新闻办的小伙伴们一起，连续三年都在努力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准备，力争通过个性化的表达风格，把专业性超强的检察工作说明白。比如，每年都有一道必答题：检察长工作报告有哪些特点？这时，用“N个注重”“几多几少”都可以从容应对，但显然缺乏一个“魂”把这些特点串联起来。为此，我们做了一些尝试。如2016年用“于法有据、于事有效、于人有情、于变有道”，2017年用“主线鲜明、主题突出、主业向好、主责到位”，2018年用“主线鲜明、特色鲜亮、附件鲜见、表达鲜活”来强化条理性等，赢得了编导“收视率一下子就上去了”的捧场。即便是面对一些看起来有些刁钻的问题，现场也能用“亮丑需要勇气，亮剑需要智慧”“用看得见的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”等及时进行应对。2018年3月13日，凤凰卫视记者提问：为何上年检察机关批捕的人数下降，而起诉的人数反而上升了？除了从专业上做简要解释之外，我特意补充了几句：这“一降一升”的背后，蕴藏着检察机关坚持“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”的努力，体现了广大检察人员为了百姓的“岁月静好”，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刚柔并举宽严相济。

2018年5月，最高检决定将检察机关监督监狱工作的方式由派驻改为巡回。为了让受众更加便捷地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与背景，根据领导的点拨，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：“大家都知道熟能生巧，但也要警惕‘熟能生懒’，防止‘熟能生腐’。俗话说，‘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’，实行巡回检察试点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长青苔。”这段话，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和二次利用。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10月25日又以此为由头，专门配发了评论《“熟能生腐”当警惕》。